窮人的銀行——淺說中國古代當鋪和典當業<屏東當舖>

對現代人來說，銀行是極其重要的行業。不用說企業，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是離不開銀行的。

具有存款、貸款、匯兌、儲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現代銀行誕生於歐洲，是隨著資本主義一起出現的。銀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為長凳，代指早期意大利的貨幣貨幣兌換商。世界上最早的銀行是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銀行，隨後西歐成為現代銀行的發源地。工業革命之後，銀行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遍布全世界，成為現代商業文化的典型象征。

就中國而言，“銀行”在古代是指經營金銀等貴重金屬及其制品的店鋪，有時也叫“金銀行”，屬於“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時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內，不僅有紗市、鹽市、牛馬市，也有花行、雞行和銀行，甚至還出現了“銀行”一條街，類似現在的專業市場。

銀行作為存貸款的商業金融機構，在中國古代一般叫做“票號”或“錢莊”，其服務對象以大客戶和官府為主。對一般普通民眾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與貸款服務的銀行其實是典當行。與銀行的歷史相比，典當行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在中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典當行一直扮演著“銀行”的角色，或者可以說，典當行就是中國古人的銀行。

一、典當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行業之一，甚至說，只要有了金錢，典當就出現了。特別是在中國，早在二三千年前，典當就已經存在。典當最早叫做“質”，東漢時代的《說文解字》中，對“質”的解釋是“以物相贅”，對“贅”的解釋是“以物質錢”。秦漢之前，中國以貝為貨幣，僅從字形上，就可見“質”和“贅”都與貨幣相關。

中國雖然有著豐富的歷史傳統，但關於古代平民的生活，特別是日常經濟的記錄卻非常少。對今天的人們來說，要了解古人的生活歷史，只能從一些片言碎語中尋覓推測。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中記載：“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飲。”《說文》中解釋，“貰，貸也。”這段“典鹔鹴之裘”的故事已經成為千古佳話，陽昌無疑算是最早的典當業名人了。《後漢書·劉虞傳》記載：“虞所賁賞典當胡夷。”這是“典當”二字最早見於史冊。進入南北朝之後，關於典當業的記載非常詳細和廣泛，以至於有人認為典當由此起源。

有一點可以確定，即使中國很早就已經有了典當業，但到了南北朝時期，這一行業更加發達和繁榮，成為社會經濟的一種主流產業。《南史·甄法崇傳》中記載，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質錢，後贖苧還，於苧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梁書·庾詵傳》中記載：“鄰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所謂“寺庫”，就是寺院經營的典當行。典當的物品從珍貴的賞賜、書籍，乃至一束麻。

在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是一個罕見的宗教時代，從遺留至今的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等珍貴的佛教造像，可以想象佛教曾經的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據說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教寺院500余所。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地位，佛教寺院都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這些寺院除擁有無數田產和大量農奴，再加上皇家的賞賜和社會各界的捐贈，一時之間成為財富最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之說。

寺院本身作為宗教機構，慈善為本，這些財富之所以能聚集，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責任。寺院設立“質庫”，就是發放貸款，以救濟民眾。事實上，歐洲的典當業也是由教會發起的，如果再向前追溯，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倫寺廟、公元前675年的羅馬埃西利亞寺院、公元前500年的希臘寺廟，也都有經營保管金銀、收付利息、發放貸款的機構。

二、進入盛唐之後，工商業得到長足發展，寺院經營的典當業更加繁榮。《兩唐新紀》記載：“貞觀之後，錢帛金繡，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各僧監藏，供天下伽藍修理。燕、涼、蜀、趙，鹹來取給。每日所出，亦不勝數。或有舉便，亦不作文約，但往至期還送而已。”唐中後期的滅佛運動嚴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典當行擺脫了寺院的壟斷，逐漸社會化，由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為核心的金融行業。在當時200多個商業行業中，最大的行業就是典當業，甚至連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開辦典當行。

唐代的典當也也稱“僦櫃”，《資治通鑒》的解釋是，“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外復還子錢。”由於經營典當行的富商不僅資金雄厚，而且擁有可靠的信用，因此除典當業務外，一般還接受存款，貸款，以及儲存保管業務。從服務功能來說，基本與現代銀行類似。現代銀行一般以存貸款為主，而古代典當行則以抵押貸款為主；相對而言，典當行的服務對象更加偏重於普通家庭。用現代話語來說，典當行的主營業務就是小額抵押貸款。一般農民的抵押物以農產品為主，城市居民的抵押物以金銀飾物和衣服等家用品為主。

典當行與銀行的共同之處是都以存貸款利息差來營利。貞觀年間，時任宰相的房玄齡奉命撰寫的《唐律疏義》規定，“凡質舉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過其倍；若回利充本（復利），官不理。”即規定存款利息為5%，貸款利息為10%，不許利上滾利。開元二十年，唐玄宗下詔：“今後天下放債收息，私人只許四分，官本五分。”

安史之亂後，國庫空虛，政府不得不向民間借貸。“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櫃錢”。從唐朝開始，典當業的發展已經介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杜甫寫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白居易寫詩“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典當行裏上演著多少人間悲喜劇。

宋朝達到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峰狀態，無論是政治、科技還是經濟、文化，都是空前絕後的。作為金融業的最大創新，這一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時間是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宋代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因此典當行業也比唐代更加興盛，數量更多。在《清明上河圖》中，就畫有一處掛著當鋪招牌的典當行。南宋政府進一步加大對經濟的促進力度，高宗下詔：凡開設典當者得授以朝奉郎官銜，躋身仕版，並免除捐稅徭役。“朝奉”從此便成為人們對典當從業者的尊稱。典當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於連衣服也不同於普通商人。《東京夢華錄》記載：“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

三、明清時代，隨著徽商、陜商、晉商等商幫的興起，典當業成為最熱門的行業，遍布通都大邑。特別是徽商和晉商，有“無當不徽”和“無西不成當”之說。《明實錄》記載：“今徽商開當，遍於江北，貲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省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就典當業總體而言，南方以徽商為主，北方以晉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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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無論是大小城市，還是邊遠鄉鎮，到處都設有當鋪。鹽業和典當業是公認的暴利行業，典當業也成為國家利稅的主要來源之一。清順治九年（1652年），規定典當每戶納稅銀5兩；康熙三年（1664年），典當業全行業年入稅銀達11萬余兩；以此推算，全國典當鋪多達2萬余戶。乾隆年間，典當業發展更加迅猛，北京城內外的大小典當行已經發展到300余戶。

清政府雖然明令不許官員經商，但實際上，官吏本性無不善於聚斂，這些巨額資金必然要尋找投資渠道，因此怎能放過典當這個搖錢樹。無論是朝中權貴，乃至宮內宦官，自己隱身幕後，找人出面開設當鋪。實際上，皇帝本人也在這麽做，內務府就將公帑貸放給典當鋪生利。上行下效，政府許多部門紛紛加入其中，甚至連刑部監獄也不甘落後，典當業淪為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重災區。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在乾隆時代，身為大學士的和珅富可敵國；乾隆一死，和珅便成為最大的貪官。他被參奏大罪之一就是“通薊地方當鋪、錢鋪資十余萬，與民爭利”。和珅開辦的典當行總共有75處，資本金高達白銀3000萬兩。

北京作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冠蓋雲集，商旅輻輳，官吏朝覲，再加上科考會試，成為典當業的匯聚之地。在當時情況下，出門在外的人一旦遇到麻煩，盤纏告罄，就立刻陷入困境。無論是寄存還是貸款，都離不開典當行，所以北京的典當業一直保持著繁榮。

“洪楊之亂”後，曾國藩為了恢復戰後經濟，以公款招商開設典當行；章程中規定，存息不得超過一分，當息由二分五厘、二分二厘，逐步減少為二分。湖廣總督張之洞也以低息扶持典當業的恢復，經清政府批準，當息定為二分，這成為後來的普遍標準。事實上，典當行業的一般投資盈利都在三三分之間，並不比其他行業高多少。典當業之所以興盛，或與普遍的貧窮有關，因其做的是窮人的生意，難免落下“剝削”的惡名。

四、就中國歷史而言，在錢莊和銀行未出現前，典當業一直扮演著城鄉平民融通資金的民間準金融機構。從某種意義上，典當行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人的經濟史和生活史。對一個古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維持農業、手工業的再生產和解決生活急需，典當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貸得資金的唯一去處。對貧窮時代的人們來說，典當行的意義遠非今天的銀行可比，因為那時人們的財富基本沒有多少富余的，身無余錢，家無余糧者，比比皆是。因此典當行有“窮人的後門”這句俗語。這裏所說的“窮人”絕不是指現代的相對貧窮，而是指溫飽和基本生存都極其苦難的絕對貧窮。上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樹青）曾對典當行的客戶群體進行過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貧窮者和赤貧者占82.8%，當金在1元以下的占48.5%，以衣服入當的占56.9%。對這些窮人來說，家徒四壁，身無長物，只能用舊衣服當來救命錢，其實也就勉強維持幾日的生活罷了。

雖然典當行的經營範圍包括接受儲蓄存款和其他財務信托業務，但在工業化時代——或者說豐裕時代——到來之前，這些業務與抵押貸款相比，是難以成為主流的。一個窮人占多數的社會與一個富人占多數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說白了，中國古老的典當行其實就是窮人的銀行。事實上，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去銀行存款也只是近30年的事情。傳統典當行以富人的大額存款和窮人的小額貸款為主，現代銀行則以窮人的小額存款和富人的大額貸款為主；或者說，前者是把富人的錢借給窮人，後者是把窮人的錢借給富人。。典當業側重救助窮人的生活，銀行業偏重支持工商業發展。說到底，典當業和銀行業是金融業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兩種不同業態，從本質上完全是同構的。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戶部以典當為厚利行業而收稅反輕，從當年起，每家典當行的年納稅額從5兩增至50兩。這一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這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現代銀行。在此之前，英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匯豐銀行已經走過了30年歷程。在一份1873年4月5日的《倫敦新聞畫報》上，有這樣一篇關於中國典當行的報道：

本報特派畫家從上海警察總監彭富爾德先生處得到了上海當鋪行業的統計數字。在上海英租界裏有29家這樣的當鋪，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銀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數當鋪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南京路上的一家當鋪裏有6位合夥人，每月平均付出9000銀元的借款，其月息要比百分之二要稍高些。在較為貧窮區域的許多小當鋪還同時做些別的生意。至於這些偷來的財物，倘若值錢的話，一般都在大的當鋪裏。中國的當鋪老板既不能詢問抵押者他們的財物來自何處，也不能問它們屬於誰。假如抵押者不能在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內（每個當鋪的抵押期限是印在當票上的）贖回抵押物品的話，它們就屬於當鋪老板了。後者會把那些沒被贖回的物品賣給舊貨店的老板，當鋪不會自己零售這些物品。出售這些物品的收入全歸當鋪老板。

中國歷史向來都是宏大敘事的，但在其不經意的細節間，有時仍能看見中國古老的典當業，甚至可以說這些細節曾經改變了歷史。1900年，清兵恩海開槍打死德國公使克林德；事後，恩海拿走克林德的手表，抵押給當鋪。不久，外國偵探從當鋪找到手表。“克林德事件”成為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借口。1931年，東北軍捕殺日本間諜大尉中村震太郎後，又把中村的手表押給當鋪，日本人很快就從當鋪找到手表。“中村事件”成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